服务农民 奉献农村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2008级研究生党支部
红色“1+1”活动总结
为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支援服务社会、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树立大学党员服务人民、团结互助等优秀品质，在市委教育工委、校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我支部积极参与了本次红色“1+1”共建党支部活动。前期通过与我院大学生“村官”所在京郊农村支部联系，确定昌平区南邵镇景文屯村党支部为本次红色“1+1”活动的共建单位，以“服务农民、奉献农村”为活动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一、村情简介
景文屯村位于南邵镇南部地区，京密引水渠畔，交通便利。村里截止2008年底共有人口1485人，享受土地经营权确权确利人员1133人，其中男性劳动力371人，女性劳动力360人；超龄老人230人，残疾人49人。村中有外来流动人口461人。2008年全村集体净资产511万元，人均收入为9823元。
景文屯村的主导产业现为土地租赁业务，全村现有土地租赁合同50份，房屋租赁合同105份，2008年全年租赁业务收入103余万元。近年来昌平卫星城东扩，昌平科技园区东扩工作给该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大量征地能扎实稳步的推进全村新农村建设，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进程，而另一方面这也对该村的土地租赁造成重大影响，使村民失去了土地收入的保障。
在发展主导产业同时，本村也积极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经常开展各种就业培训，使村民能够学到相关技能，出外务工，另外，村委会积极与外单位联系替村民找寻工作，2008年经与外单位联系共安置20余人参加了工作，还安排村民参与到村委会相关职能工作中，安排15人参与由镇投资看护运河巡逻人员。本村安排干零活人员约有50人，轮流安排整治街道工作。同时开办了一系列社区培训班，包括中级面点师、手工编织、制冷设备维修、营业员和营养配餐等等技能的培训，以帮助村民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村内积极创业的村民，村里也积极给予支持，提供各个方面的帮助和指导。村内全程办积极为村民个体户办理各项手续，节省了村民的时间和精力。
二、调研活动
本次活动一共分为两部分，一次以“农民离土后可持续发展研究”为调研主题，分别通过座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从当地村委和群众中了解相应情况。另外一次结合该村最近的工作重点，围绕“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这一热点话题，深入改革小组的工作现场，切身感受他们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和阻力，并积极利用我们的理论和学识给他们提供有力支持。
（一）农民离土后可持续发展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可这种转变除了去城市打工之外，还有没有更多更好的方式供农民去选择呢？有报道分析，我国理论上只需要两亿的农民，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我们有必要找出一个可持续发展之道来解决这部分人的生存发展问题。
1. 实地调研情况
通过与村党支部座谈我们了解到，该村很早就没有人在务农了，大部分青壮年都在镇上或周边区县的企业打工，大都从事一些保洁、保安等低学历的工种，收入一般；而一些年长的则留在村里，由村委会帮安排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待遇水平仅能维持温饱。而且随着村里的土地不断被征用，村里的收入近年来急剧下降，而支出费用却有增无减，导致村里的财政比较紧张。
另外我们深入到户，对景文屯村100余户人家进行了问卷调查，总结出了影响农民离地的几大因素。有45%的人认为农村太穷，生活太苦；50%的人认为农村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的机会；38%的人认为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28%的人是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25%的人认为农村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还有15%的人认为村干部作风恶劣导致离土（多项选择，百分比之和不为1）。所以可以看出，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守土艰难是农民离土离乡最重要的原因。
通过与村民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不少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其实，农民进城打工实际上既是一种利益驱动，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打工虽然能挣钱，但个人出门在外花销大，长途奔波不说，除去吃喝住宿等开支后所剩无多，每年寄回家的钱也很少，对家庭经济的改善实质上帮助不大。一些家庭主要劳动力长期在外打工，田间重活只好全靠老人妇女，由此，这些人心理上产生了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能照顾儿女的愧疚。更让他们担心的是家庭不稳定，夫妻长期分居，感情容易出现危机。而且由于农民工受自身的文化技能的局限，他们通常从事最脏、最累、最苦和最危险的职业，安全条件差，对身体伤害大，饮食居住环境差，身心疲惫，还不时遭工资拖欠，维权艰难。
2. 对守土与离土农民生存状态的思考
农民的基本生存策略就是守土。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生活来源和人生保证。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传统就是在土地上生息繁衍，从而创造了光照世界的中国农业文明。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使中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把根扎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守土。
但是，且不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一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连串的体制变革，投入农民怀抱的土地很快的离开了农民。失去了根的农民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而挣扎于温饱之中。单说1978年通过包产到户，土地又回到农民手中之后，虽然中国农民有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发展，这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从占人口总数的1/3降到仅3000万；人均纯收入从改革开放前的500元增加到2500元，增长了约4倍；农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近70%降低到稍高于50%等等，以及出现了像江苏的华西、河南的南街村等富裕中国农民的典型，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民是最苦的，正如邓小平1987年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中说的：“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只有一、两亩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真可谓，农民太苦，农村太穷，守土太难！
那么，对于离土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城市里的农民工问题，据《发展导报》2001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每周工作5天的占8.4%，6天以上的占18.1%，7天以上的占73.5%；每天工作8小时的55.5%，9小时-12小时的占35.3%，13小时以上的占9.2%，但是他们的工资却是最低的。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对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山西等11个省市的调查归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各项预期的收入构成有重大的差别，城市居民收入项目有工资、奖金、劳动保护、地租、股金分红、社区福利、利息、其它8项，而农民工仅工资、奖金、劳动保护3项。对此，2003年农业部统称：2002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9400万人，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寄、带回家的约3274亿元。按此计算，人均收入为5615元(每月468元)；寄、带回家人均3283元(每月290元)。这个收入折算到家庭人口，只略高于中西部农村，而大大低于一般城市。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农民工应得的这么一点工资还要被拖欠、被克扣。农民工为了讨回这么少的可怜的工资往往历尽艰险，费尽心血。时不时在媒体上出现的所谓“跳楼秀”，相当多的案例都是农民工为讨回工资所迫。
处于城市底层和边缘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使得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心理感受：一是苦，超时、超强度的劳动能不苦吗？二是忧，打了工能不能拿到工资？什么时候会被炒鱿鱼？心里都没有底，又愁老人又管孩子，他们能不忧吗？三是怒，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些城里人甚至干部不把农民工当人看，他们能不怒吗？可见离土的农民工的生存实在也不易。
随着政府对京郊土地的征收，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征地农民。所谓“征地农民”就是因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修建道路、建房、造厂，尤其是修建高速公路等大型重点项目而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与土地分离。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农村土地征用面积达1亿亩，2000年后的几年，每年都在1000万亩以上，相当于10个大县。沿海发达地区的省，每年要减少相当于至少一个县的土地。新华社2003年6月24日报道，全国开发区多达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其中相当数量是高产农田；在建和拟建的大学城46个，建地面积超过40万亩；已建、在建和拟建的高尔夫球场306个，遍及26个省市，占地48.8万亩。这样，一亿亩土地被征，至少有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征地农民。
以景文屯村为例，土地的征收使得村民靠土地租金的收入急剧下降，土地被廉价地征收，给村民的补贴也是少之又少，失去了土地的依赖，村民不得不另谋生路。而政府将农村的土地征走之后，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不周，至少现阶段来看相关措施还是很不到位的。以景文屯村为例，这样凭借土地租赁业务为主导产业的村镇，土地全被征走后，其集体经济收入何以为继？这真是到了该提升日程、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3. 农民离土后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我国，离土农民的出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至今仍没有解决好。新中国的早期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位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先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跳出农业封建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又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但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需要很高的原始积累，并且对农民的转移带动力较弱，造成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停滞不前。农业的集体经济体制虽然避免了农民的分化，农民仍然被挤压在土地上，经济发展缓慢，积极性受挫。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是在全国粮食问题基本过关后，及时启动人民公社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是在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之外启动农村的工业化，使农村经济由以粮为纲的发展阶段过渡到产业结构变革的发展阶段，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样一来，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农民就有两个出路：一是靠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转入城市，彻底脱离土地和农村；另一个是在当地离土不离乡的产业转移，由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吸收，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路子。农业也以此为前提，逐步走上土地的规模经营。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诸多问题。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这直接涉及的就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道路的问题。这种现象出现之初，学术界和政府政策导向上的提法是“就地转移就地消化”，之后又提出“离土不离乡”，意在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的方式来吸纳多余的农村劳动力。20多年来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两种转移方式都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主要趋势。目前，农村劳动力被吸纳的大头集中在大中城市。
已经出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主流趋势表明，我们在认识和政策指导上，是逆经济趋势而行。它带来的直接后果：一是为就地吸纳农村劳动力而创办的乡镇企业既小又分散，基本上是遍地开花。这从根本上讲违背了非农产业需要相对集中的规律。由于遍地开花，必然是遍地污染，质量和假冒伪劣问题，信息获取和经营效率问题以及其管理必然得不到有效解决。二是大量进城农民年复一年地频繁往返于城市和乡村，这在经济上既不合理也不合算。三是在居住地同工作地分离的情况下，离土农民所获得的收入在支出上就必须再返回农村，他们所建造的房屋虽然很大，但大部分都处在闲置状态，没有发挥实际的使用价值，这在土地占用和财产管理上既不合理也不合算。四是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家家都仍然保留几亩地，既不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也不利于离土农民安心在城市对自身进行专业化的提高。
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离土农民的出路问题，解决离土农民出路的根本是农村城镇化发展及相应的体制机制问题，而离开这个前提的土地流转集中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现实中的土地承包权流转，仍然是两条路，一是组织起来，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走专业化规模经营的路子。另一个是自由流转，让资本改造小农，走农业雇佣劳动化的路子。前者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本制度保证，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非农产业，在分工分业的基础上，以集体经济新的组织形态提高农民的组织话程度，实现土地的集中和农业的规模经营。后者则是退回到土地改革以后、合作化以前，走任由资本消灭小农的“新民主主义”的老路。不论那条路，共同的理论前提是离土农民的出路。但是，这里所说的离土农民的出路决不是现在的“农民工”的形式，恰恰相反，是如何消灭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所以，离开农村的城镇化发展，离开这种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支撑，可能根本解决不了我国的三农问题。过分强调土地的流转集中，恰恰会激化更多的社会矛盾。
那么，把转移进程同城市化进程相结合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好办法。要彻底抛弃包含着浓重主观人为色彩的单一转移模式，让市场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第一信号和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就必须破除妨碍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各种陈规戒律，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主动迎接这一趋势。这就要求各界都能转变原有思维，用新的视角去理解新转移进程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所在，使原有政策有一个顺利而彻底清理过程。
应当把对离土劳动力长期的需求地变为他们长期的居住地。事实上，不同规模的城市对离土劳动力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因而符合客观规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只能是顺应大中小城市及乡镇自身的需要，实现分层转移与吸纳。即一部分就地，一部分离土不离乡，一部分进入小城镇，一部分进入大中城市。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吸纳地肯定不会在乡镇，也不在县级市镇，而是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这一点应当尽早看清并统一认识，在政策、城市规划和财力安排上尽可能地恰当反映这一趋势。最好的控制方法是改变政府调控能力所及的资源流向。资金和物质资源流向哪里，劳动力资源也会流向那里。城市体系的两头特大城市和小城镇都应当走集约和提高的道路，而不是走规模扩张之路。中等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二传手，只有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把这些城市发展起来了，才能实现城镇的合理布局。
为了健康有序地完成农村劳动力历史性转移的进程，要建立和形成与农民彻底离土相适应的财产流转机制。由于彻底离土是指那些非临时非季节性脱离农业和农村经营活动，常年在不同规模层次的市镇稳定从事非农经营的原农村居民，他们的原承包地和原有家产就应有一个适当的补偿机制来促使其合理流转。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用地逐步向能够实施产业化经营的劳动者手中集中；也才能使当前遍地开花，拼命建房又空置不用，浪费资财又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得到改变。
要建立和形成与农民离土进城相适应的各项制度。包括职业培训、劳动就业、子女入学、廉租房的建设与供给等，以利他们安心在城镇发挥经济建设生力军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提高，医疗和养老保障亦应逐步得到建立和完善。
把外出务工作为“第一经济”，这应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权宜之计。但在现阶段，真正能留在城市、变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最终都要返回农村。因此，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民营企业，让农民就地打工，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就近向中小城市转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民的根本出路。各级政府要认真研究发展县域经济的产业政策，从金融财政、人才服务、资源技术等方面大力扶持乡镇民营企业，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要努力把污染小、能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劳动密集型项目转移到乡镇去，培育新兴的产业体系，加快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在我们调研期间，获悉景文屯村正进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我们又以此为主题，与改革小组成员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和遇到的困难，对农村问题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1. 改革背景
90年代中期以来，北京郊区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集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郊区进入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是，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市场化步伐加快，郊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不清、机制不活、管理落后等弊端，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加速推进郊区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和开发，加之对乡村集体资产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农民利益不断受到侵害，农民就业难、增收缓慢、干群矛盾紧张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不改革现行集体经济体制，重塑市场主体，乡村集体经济就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至整个郊区经济的发展很难有大的作为，更谈不上实现新的跨越。为从根本上化解当前农村存在的各种矛盾，北京市委、市政府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把大力推进乡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构造新型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作为统筹郊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列入了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
2. 改革内容及预期成效
通过与改革小组的深入交流，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改革做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确定改革基准日、方案的制定及程序、清产核资、人口清查和资产处置。工作核心是对配股条件进行量化，这是难度最大、也是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最终讨论决定按四种类型进行配股，分别是基本权利股、土地确权股、劳龄股、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股。每一种类型的配股条件都考虑得非常详细、明了，很好地照顾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自身权益。
虽然现在改革方案还没最终敲定，而且申报审批等环节还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但从本身制度设计和其他已经完成改革的乡镇经验来看，这次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将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它从根本上破除了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统经济体制，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对于郊区农村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资产变成了股权，农民变成了股东，建立起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解放了生产力，农村中在市场风浪中长期闯荡、懂经营、会管理的经济精英被选进了董事会、监事会，走上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岗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村的经济发展。二是建立起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相互制衡、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实现了对腐败的源头治理，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三是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权益，保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使农民应有的财产收益权真正落到了实处，使缺乏现代劳动技能的农民和那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农村弱势群体在失去土地之后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四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党支部直接支配人、财、物的领导方式，使党支部摆脱了具体事务和矛盾的困扰，站到了一个更加公正位置和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统揽其他几套班子的工作，加强和改善了村党支部的领导。五是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新体制唤起了干部和农民对农村未来发展的理想和信心，使他们重新树立起了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本次调研最后改革小组组长村委会主任的一句话让我们印象深刻：“其实再怎么改，农民分得的股权再多，要是集体经济上不去、村里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我们拿什么来分给农民？以上所说的所有改革带来的益处都将是一纸空谈。因此，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把农民的收入提上来才是改革的当务之急。”
三、活动体悟
通过本次红色“1+1”活动的组织，在共建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两次深入而有效的调研活动，我们当代大学生真正了解到了农村的发展现状，对三农问题也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切身体会。这大大激发了我们将来投身农村事业，为我国的农村发展献策献力的激情。我们一定会在将来的学习工作中不断夯实基本理论知识，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为早日实现“服务农民、奉献农村”的理想做好充分的准备。
